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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?澤被萬物/派數字人幣“紅包”穩經濟\西澤研究院院長 趙 建

        2022-05-12 04:24:34大公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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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圖:針對發放數字人民幣補貼的方式,分析建議,應向符合要求的特定群體直接發放。\中通社

          中國從疫情爆發到今天,經歷了三個階段,分別為爆發期1.0,緩和期2.0,反復期3.0。當前處于疫情3.0階段,病毒傳染性極高,但是由于傷害性下降,加上疫苗普及率已經很高,可以進入闖關階段,最終的目的是要“軟著陸”。筆者建議在現階段,中國的宏觀政策應該做出調整,可以嘗試向特別受困群體直接發放數字人民幣,以形成以“民生民心”為錨的貨幣發行。當然,從現實操作來看,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。

          動態清零仍然是當前符合國情的抗疫模式,但需要為過渡時期做準備。也就是說,在動態清零作為前提的情況下,需要將防控疫情的次生災害放到越來越重要的位置?,F在的目標應該是“兩個清零”:一是病毒本身的清零;二是次生災害的清零??梢哉f,這兩個清零有一個做不到,都很難說是戰疫取得真正的成功。

          為什么這么說?因為清零不是目的,人民群眾的平安健康,以及在此之上的幸福感才是最終目的。在這方面,深圳與合肥做得比較好,同樣是動態清零,由于一是速度快,響應及時,二是民生保障跟得上,三是廣泛聽取并處理社會上的各種關切和問題,因此同樣是動態清零,能較好地平衡好“兩個清零”的矛盾,值得其他地區學習。

          再進一步來說,防疫是全國一盤棋,病毒防控只是問題的一部分,應該將防疫與其他幾個攻堅戰:扶貧、防風險、共同富裕等有機的結合起來。應該站在長期戰略的角度去抗疫,畢竟疫情防控只是暫時的,總是要回歸到正常的社會生活。因此在制定和實施防疫政策時,應該要考慮到病毒清零之后,正常的社會生活能否快速恢復。

          信貸擴張遭遇瓶頸

          在整個防疫過程中,為抗擊疫情護航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重要。但與其他政策相比,疫情時期的宏觀政策難點在于,疫情防控帶來的次生災害產生的沖擊是不一樣的,帶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。以經濟沖擊來說,受到傷害最大的群體包括:中小企業、個體戶、跨國公司、高新技術企業等。這些企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生力軍,吸收了大量的就業、繳納了巨額稅收、做著最前沿的創新探索工作。因為采用的是現代型、市場化和專業分工程度非常高的生產模式,企業經營生態非常復雜、精致,同時又非常脆弱,一旦資金鏈和供應鏈受到沖擊,在一定時間內就很難修復。

          2020年疫情發生后,中美兩國同時采取積極寬松的宏觀政策以對沖巨大的外部沖擊,力挽經濟金融危機之狂瀾。但兩國選擇了不同的方式:美國除了一般的量化寬松手段外,還史無前例的向個人賬戶發錢,發放主體不僅局限于美國公民,還包括在美國境內居住的符合要求的(比如有社保)居民。粗略估計,疫情以來美聯儲通過直接發放到個人手中的錢超過兩萬億美元,其他的福利財政支出總計超過五萬億美元。這些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,較為成功的解決了疫情封閉期間的民生問題,使得疫情沖擊期間沒有發生通縮。但通脹數據創下半個世紀新高,這又迫使美聯儲不得不加快加息縮表的節奏,引起全球新的一輪金融動蕩。

          與美國利用美聯儲直接“撒錢”不同,在危機面前,中國動用的是強大的商業銀行系統。在疫情1.0與2.0階段,中國宏觀政策相對來說具有較高的“戰略定力”,向社會投放貨幣一直堅持通過商業銀行的信用渠道,無論是普惠貸款或支持地方政府投資。這里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,美聯儲向民眾直接發錢,是完全的轉移支付和再分配性質,不具備任何生產性。而通過商業銀行投放貨幣,由于銀行按照風控標準僅對具有抵押品、生產能力和未來現金流收益保障的項目放貸,保證了貨幣派生的生產屬性,最大化減少了對實體經濟供給和需求兩側的擾動,在保住市場主體的同時,也保住了就業、稅源和經濟增長,可謂“一石雙鳥”。

          然而,動用商業銀行系統投放貨幣也存在較大的問題:一是提高企業主體的杠桿率。相比之下,美聯儲給個人和小微企業的資金是“淨資產”,杠桿加在政府身上。二是要有充足的企業信貸需求,在經濟下行期如果企業因為信心和預期原因不愿貸款,銀行也沒辦法投放。三是要有足夠的合格抵押品和授信項目,如果沒有,銀行的風控標準也無法通過授信。四是沖擊沒有造成大面積的企業破產,如果大量的企業破產,銀行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

          財政補貼提振消費

          在疫情對經濟造成重大沖擊下,通過商業銀行體系發放信貸穩增長存在著一個悖論:宏觀政策的逆周期調節與商業銀行的順周期經營之間的矛盾。這對矛盾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信貸配置扭曲,比如銀行在強制要求的普惠貸款指標下,可能會出現數據造假行為,將大企業的貸款分拆成多個普惠貸款,轉而為地方平臺下的房貸“輸血”。所有這些,都可能帶來隱形債務的膨脹、杠桿率的快速上升和債務違約風險的加大等風險。因此,中國依靠銀行系統投放貨幣的模式,短期內不會像美國那樣引發高通脹,但長期會累計隱性債務和高杠桿風險。如果債務違約爆發后仍然采取貨幣化的手段,那高通脹其實也是無法避免的。

          須注意的是:在1.0與2.0階段,疫情對供給側的破壞力度和持久度并不太高,因此中國的信貸政策可以較好的穩住供給并刺激需求。但到了3.0階段,在供給側受到較大破壞的情況下,這種以商業銀行體系信貸投放為主導的宏觀政策會遇到很多問題:企業無法正常生產,隨時因為疫情防控而中斷;經過1.0時期的加杠桿,企業普遍面臨資產負債表衰退,信貸需求意愿非常低;大量企業在削減資本支出;銀行變得也越來越謹慎,項目和客戶儲備普遍不足;房地產價格低迷,合格抵押品嚴重不足;居民和個體戶等普惠群體信貸似乎已經飽和。

          在此情況下,筆者建議政府采取具有救濟性質的財政補貼。主要理由包括:1)從法理上說,居民在家或方艙隔離,企業停工停產,實際上是為了防控疫情公共服務而貢獻的“正外部性”,理應得到補貼。2)疫情3.0階段對經濟沖擊比較大,失業、破產等現象非常嚴重,迫切需要有力度的救濟型政策。3)居民等如果繼續通過普惠貸款等模式獲取現金流,那么資產負債表會變得更加脆弱。無論是消費貸、按揭貸還是經營貸,都將成為居民債務。若政府直接發放補貼,對居民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是具有改善效應的。4)繼續以信貸投放為主的宏觀政策,可能會造成私人過度借貸、政府過度投資、無效投資等問題。5)補貼措施可以提振民心與信心,對維護社會穩定和提振消費有積極作用。

          至于發放補貼的方式,筆者認為應該向符合要求的特定群體(包括個人、個體戶和小微企業)直接發放數字人民幣。這樣做的好處是:1)通過數字人民幣發放補貼,可以直達個人賬戶,并且有跡可循,不會造成截留與尋租行為。2)數字人民幣已經試點一年多,但市場上還沒有形成足夠的“貨幣需求”,恰好可以借著這個機會進行數字人民幣大量投放,形成以“民生資產”為錨的貨幣發行。3)借此機會完善大數據基礎設施,將公共機構的各類數據結合起來進行分析,尤其是個人所得稅系統,可以較好的對發放對象資格進行甄別。

          總之在疫情3.0階段,面向個體發放數字人民幣是可行的。當然現實操作的難度也會比較大,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有個開始,都要有長遠的準備。一旦以數字人民幣為主的福利補貼和財政救助機制建立起來,在其他情況下也可以利用。這樣既擴大了數字人民幣的發行規模,又為宏觀政策的工具箱增添了一個重要工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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